阅读小摘

1

编程语言是用来帮助思考程序的，而不是用来表达你已经想好的程序。它应该是一支铅笔，而不是一支钢笔。如果大家都像学校教的那样编程，那么静态类型（statictyping）是一个不错的概念。但是，我认识的黑客，没有一个人喜欢用静态类型语言编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随意涂抹、擦擦改改的语言，我们不想正襟危坐，把一个盛满各种变量类型的茶杯，小心翼翼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为了与一丝不苟的编译器大婶交谈，努力地挑选词语，确保变量类型匹配，好让自己显得礼貌又周到。

2

如今这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实体产品的广告，但往往对旅游广告不那么敏感。其实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旅游是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做的事情，不像实体产品那样存在个人好恶，所以大家都放松了警惕。在多数人眼里，旅游就等同于玩，如果自己没机会去玩，那就看看俊男美女们怎么玩吧，这就是为什么旅游杂志上的文字写得越装读者就越爱看，配的图片也都是P了又P，普通游客根本就看不到那样的风景。

就像理论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在《无穷的开始》一书里所说的：我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是直接观察的，所有的观察都是理论负载的，真正有价值的观察都有赖于我们在观察前就运用很多知识。旅游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旅游都是短期行为，旅游者对目的地的观察都是肤浅片面的，鲜有例外。一个人究竟看到了什么，取决于他事先知道些什么。年轻人读书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偏见，旅游往往会加深他的这种偏见。

3

201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只有0.58、0.58、0.60，比东京还要低（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0-1.1之间），意味着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东北的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0，人口将急剧萎缩，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4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所揭发的那些事。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5

中国论城市密度最高的，是深圳：2014年每平方公里居民3809人，产出8.2亿人民币GDP，合1.37亿美元。

6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喂养指南，婴儿在六个月之前把母乳作为唯一的食物——即包括水在内的任何其他食物都不需要。

7

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默许甚至公然纵容腐败。他们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

8

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这意味着，那些拥有一批同伙可以依靠的独裁者—常常寿终正寝—比民主人士更容易长年掌权。第三，当这个同伙小集团明白外面还有大把人排队等着取而代之大吃公家饭，最高领导层就具有了如何花钱、如何征税的巨大自由裁量权。所有这些税入和自由裁量权为很多领导人大开窃国之门，很少人为公共利益着想。它也意味着大大增加了在位期限。第四，依靠一个支持者小联盟，领导人可以放手大肆提高税率，正如贝尔市那样。

9

《旧约》对猪肉的排斥看似多此一举，实则不然。宗教要在一个地区有效传播，就不能与当地习俗发生冲突，反之，还应将其列为教条。“反刍+分蹄”的公式并非强加给信众，而是把后者已有的饮食习惯制度化神圣化——除了猪之外，犹太教还禁吃塘鹅、鸬鹚等海鸟，当时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以色列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这些动物。 伊斯兰教的古典传播边界清晰地勾勒出了猪肉禁忌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非洲，气候干燥的北非迅速实现伊斯兰化，但在适合养猪的撒哈拉以南地区，伊斯兰教就难居主流；而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局限于干旱或半干旱的西部省区，在适合养猪的传统农业地区则始终难以扎根。

10

红包后面是什么？移动支付。春节期间发红包，场景对。红包数额一般不会大，小额支付。符合场景的小额支付，是做移动支付的，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移动支付后面是什么？就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业的“存贷汇”，都离不开支付。金融这块蛋糕太大太重要，尤其对于阿里和腾讯而言。

11

日本的姓氏读法也十分复杂，同一个读音可能对应了几十个汉字的写法，而同一组汉字有可能有好几种读法，甚至根本毫无规律可言，某种程度上造成日本社会对于名片非常依赖：需要看到名片上的罗马拼音或片假名才能准确读出对方姓名。

12

最近三位美国金融经济学家（Frazzini、Kabiller和Pedersen）研究发现，巴菲特的投资成绩源自三个方面：第一，巴菲特喜欢挑选周期性低（和大市关联度低）、便宜（市盈率或市净率低）、质量高（赚钱、稳定、有增长并分红）的股票；第二，巴菲特能够在逆市时坚持其投资理念。更重要的是，由于其卓越的声誉，投资者能够耐心地陪伴他而不是抛弃他；第三，巴菲特通过保险浮存金和发行债券来放大杠杆。这样一方面增大了波动性，另外一方面也放大了收益。

13

甜品是半成品，笑容赋予它完整。

14

2006年，刘振秋、郭剑英等以药品零售限价虚高无比、离奇离谱为由，打着减少和取消以药养医的幌子，改行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即顺价加价率15%和零差率政策。这就彻底打乱和破坏了药品的生产、销售、处方、使用体系和规范。 顺价加价15%，是指医院的药品销售只能在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零差率，是指医院的药品只能按照购进价加价15%销售，不能再加价。这似乎管住了医院随意提高药品价格，解决了以药养医的问题。然而，且慢下结论。关键在于医院的购进价格是多少？如果同一种药品三个厂商进行生产，其价格分别是10元、20元和30元，按加价15%和零差率计算，医院的销售价格分别是11.5元，23元和34.5元。在目前的体制下，医院自然选择报价30元的厂家进货，该厂商必然会打败另外两个厂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这就给生产厂商一个强烈的信号：千方百计提高药品价格。 然而，药品价格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管制的，定价多少需要取得价格司有关官员的批准。于是，这一套制度和政策就成为主管官员贪赃枉法、破坏医疗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利器，生产企业不是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制真正的新药上竞争，而是在寻租公关和贿赂主管官员上用力。这些主管官员既是设租寻租的主体，也是企业公关的对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药品生产企业拜倒在他们的脚下，向他们俯首纳贡，他们也就会一夜暴富。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个品种的定价权，平均公关费用是1000万。真是超过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成为“一朝管药价，家藏数亿元”。这是第一步。 价格高低决定着药品生产厂家的生死存亡，他们贿赂价格主管官员，获得了一个高定价，就等于挖到了一个大金矿。价格提了上去，还得把药品卖出去。于是，厂家用提价收入的一部分贿赂医院领导和药品采购人员，使其产品能够在医药招标采购中中标。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医院为了得到实惠，就得把招标采购中买来的药品销售出去，于是就按处方给医生提成。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的普遍心态是，价格昂贵者即为好药。于是，大处方，高价药就普遍流行起来。这些信息再反馈给生产厂商，就形成了一个封闭循环的完整体系，我们的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也就走上了扭曲的道路，其幕后黑手就是掌握药品管制大权的政府官员，而我们又是依靠这些官员来推进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这就是葛兰素史克以及无数药品生产厂商生产经营的三步曲，也是医疗和价格管制运作背后的故事和现行体制改革的逻辑。

15

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国时速达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新线运营里程已经达到19369.8公里，但盈利的京沪高铁却只有1318公里。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亏损的高铁线路会越来越多，因为现今的高铁线路主要是集中在人口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和核心城市，随着高铁建设和运营呈网络状，高铁将会逐步通向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很显然，这些地区的高铁能否盈利，是一个很大疑问。 事实上，不仅是高铁存在这个问题，高速公路建设也呈现了这种现象。尽管那些连接主干城市的高速公路线路还是盈利，但是从全国层面看，高速公路修得越多亏损额却越大。从2011年到2013年，全国高速公路的亏损额分别为323亿元、566亿元和661亿元。

16

“某某性”在当代汉语中实在太多见了，好文章不能让它出现。革命性就是革命。观赏性就是好看。为什么要用“性”呢？如果想不出哪个词可以很好地代替现代性，那是因为你不明白现代性讲的是什么。从现在起，不要用“性”，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绿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