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摘抄

身体、革命与“痛史”

我们对革命烈士理应表现出就有的尊敬，却不必通过无节制渲染暴力的方法，强化这种尊敬，何况这种渲染未必与历史的真相相符。最近看了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回忆录，他曾逮捕过数百名地下党，几乎都有迅速招供的纪录，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心想难道这共产党内就没有誓死不吐秘密的汉子吗？他花了番心思考察，甚至仔细摘出了列宁的一段话进行分析，列宁曾告诫过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说一定要记住，搞这种特殊工作的人，身体忍受力一定有一个极限。吴国桢发现地下党内部有个万一被捕如何应对酷刑的时间规则，就是在被捕后一定要坚守至二十四小时，最多到七十二小时即可开口，过了此期限招供即不算变节，因为人的身体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超过这个极限就会难以忍受，二十四小时的设计是为了更多的同志有转移的时间，而非一味地要求被捕同志坚忍不招，可见再有信仰的身体也有一个承受极限。所以，历史的真相，特别是身体受耐疼痛的真相不应被过度浪漫化。“痛史”如果真能表露真相，其实并不会对那些真正做出牺牲的坚忍战士构成不敬。

为什么有人要为秦桧翻案

杨家将屡战不胜自然有它的原因，疆域攻守情势转换非常复杂，战局不是文人喊几句慷慨空话就能扭转，也不是空间大小人口多寡就能决定胜负。文人好面子，办事却往往毁在这个毛病上。汉代贾谊可算是文人好面子的老祖宗，当年贾谊就觉得匈奴占据的土地面积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大县，觉得堂堂天朝，“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小”，很感羞耻。其实当时处理与匈奴关系有多种选择，比如开放边界贸易，和平交往相处，等等。贾谊却觉得匈奴都是禽兽之类，哪有资格和汉人平起平坐，和禽兽平等贸易简直是“以大事小”，面子上说不过去。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就是逼胡人“纳贡”，“纳贡”就是“以小事大”，匈奴要用进献礼品的方式承认汉代的威仪，然后接受天朝赏赐，这样的交换多有面子啊！匈奴也不是傻子，正好利用进贡机会大搞走私，于是历朝历代进贡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经常是上千人的规模。天朝都得管吃管住，还是对走私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最后不堪重负，只好诏令裁减纳贡队伍，又招致北方民族的不满，因为北方族群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必需品是靠汉人王朝提供的，纳贡渠道本来就狭窄，又缺乏其他正当的商贸途径，如果再受限制，就只好不断攻入内地劫掠谋生了。不断的抢劫骚扰又为王朝发动军事征剿提供了借口，文人主战的喧嚣声浪也会随之汹涌地推波助澜，丝毫不考虑战争的高额成本可能带来的灾难。好战声音与劫掠周期混杂相伴，恶性循环，直到闹得不可收拾。

汉奸随想

讽刺的是，京都这牧歌式的庭院氛围据说还是拜中国人梁思成所赐，他在地图上标明了主要建筑的位置，避免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最近有新闻说京都要立梁氏的铜像，听到这个消息我不但没觉得高兴，反倒好像重重挨了一记耳光，因为在我看来，梁氏当年极力想保护的北京城被拆得如此七零八落，和京都相比犹如一块凄惨的文化废墟。去了京都后，你会憎恨自己怎么如此轻易地就成了“哈日 一族”。也由此理解了当年周作人成为“汉奸”的悲苦和无奈，他笔底的文采深深染有日式的气息，可又如中国文化品味的残留物。我想那种无奈一定是寒彻骨髓的，自己的文化被邻居拿去后变成了真正的精神资源，而我们却通过破坏源远流长的文明不断作践自己，在这种自杀式的或自我阉割式狂欢中还冠冕堂皇地大谈民族振兴，振兴的标准据说是某个国力指标超过日本。可在我看来，北京和京都比，就像一个败家子把自己家房子拆了，搭了一个劣质的仿造品，还硬说是文明的再造和进步。

我看“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魅力就在于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政治走向，不确定的经济前途，不确定的文化变革，不确定的人生选择。又有太多的问题：姓资姓社的可能，民主自由的可能，调侃主流思想的可能，甚至是性解放的可能。那味道有点像晚清的乱世，也有那么点民国肇始时没皇帝管着的撒欢和散漫。我还记得第一次看人体画大展，人们遭遇女性裸体时最初的羞涩表情，和犹豫片刻蜂拥贴近的饥渴感，冲动而又茫然。可这些不确定在九十年代以后全都消失了。当裸体画进入网络可以随意浏览时，人们的视觉开始麻木。倘若那画师拿着九十年代的画像到处问，得到的回答恐怕就不是方巾和胡须了，而是像美国、“像某个西方大师”或者“像麦当娜”，再说得严重点，美国和西方不是方巾和胡须，而是那画家所提示的”形体“。我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越来越从形体上被描绘出来了，可惜那“形体”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有人一指认就说这太像美国啦，那太像西方某个人啦，从貌似高雅的学院到低俗不堪的欢场，一系列的生活节奏都可以从中找到依据、线索和偶像。大家活得是否愉快我不知道，但都活得越发有规有矩恐怕没人否认。因此，我以为，人们怀念八十年代，是怀念只能说出方巾、衣服和胡须的那种感觉和时刻。 我还以为，可怕的不在于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方巾、衣服和胡须，或描绘不出八十年代的准确轮廓，那恰恰可能是一种时不再来的动人状态，可怕的是那些怀念八十年代的人，或那些在八十年代画像里曾经扮演过方巾、衣服、胡须角色供人们指认甚至崇拜的人，好像也只能活在怀旧的阴影里。他们有些变成了娱乐文化的宠儿，如尼采专家转行大写轻飘飘的人生箴言呓语，原本辛辣犀利的愤青作家转而对女儿说起了私房悄悄话，富有诗性的“棋王”变成了影视听觉盛宴的技术写手，当年说出“我不相信”的急进诗人却开始琐碎地唠叨大院父辈的夕阳晚年，等等。他们说是给八十年代画像，其实更多谈的是九十年代的失落，颓唐的暗恋中满是英雄迟暮无奈退场的感伤。八十年代好像不是为后来的时代提供了养分，而是为后人掘出了一个思想坟墓。这才是最可怕的，它让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看不到这些当年扮演方巾和胡须的英雄后续的英雄故事，也看不出他们九十年代以后的表现和八十年代有什么连续继承的关系。这一点陈丹青也在访谈中说过，崔永元做怀念老电影的节目，意思是向老一辈致敬，可是这档节目和美国的区别在于，人家好莱坞越怀旧越得意，虽说已不及黄金时代，但仍有资本对过去怀抱敬意。怀旧是为未来打气，是自信的表现，意思是咱们现在照样可以牛逼。而崔式怀旧则是以悔恨、抱怨的心理在怀旧，怀旧是为了诅咒今天，我们时时能从《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嗅出同样的味道。 八十年代以后没有延续性，没有未来！这才是怀念八十年代的真实理由，也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退出历史舞台的开始。我只能说，八十年代被纳入怀旧的轨道，恰恰昭示的是现世思想的极度贫乏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