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独裁者手册》

我们最美好的愿望就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与独裁者周旋的人们能够幸福和成功。

作者简介：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纽约大学政治学系 Julius Silver 讲座教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通过设立于纽约的咨询公司长期担任美国政府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顾问，也为众多公司提供谈判指导与结果预测方面的咨询服务。梅斯奎塔1971年从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2001—2002年他担任国际研究学会主席。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会员以及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梅斯奎塔迄今出版了16本书，超过120篇论文，并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此前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他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从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他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过三项研究津贴，2005年他获得卡尔•多伊奇奖（Karl Deutsch Award），该奖每两年一次颁发给40岁以下最出色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1997—1998年他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选为国家研究员。

注：中文版为删减版，所有涉及政治敏感的内容都被删除，如果英文不错，建议阅读经典原版书籍。

统治的规则

在引言中，作者列举了洛杉矶周边的一座小城贝尔为例，该城是宪章城市，即由城市宪章统治，而统治宪章的则是城市的一小撮权力顶端的人，阐述了许多统治法则的经验教训，即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这一点与现实也很是相符，比如拥有一批同伙可以依靠的独裁者，其往往在位时间比较长，而反观依靠大多数人民上位的民主人士，其在位时间则稍短。像我们的主席任期一般是十年，美国一般是四年，如果获得连任，最多则是八年，俄罗斯目前也是八年。

在这里，作者还引出了一个有名的争论，即“是小共和国还是大共和国更有利于选出公共福利的适当守护者”。从这个问题就知道，自然是分为两派，其中麦迪逊支持后者，而孟德斯鸠则支持前者，作者以贝尔城的事实为据，同样支持后者。并指出那些觉得小共和国更有利的人往往只着眼于很少的抽样资料，缺乏现代化的分析工具，结果就是常常得出部分正确但深层次错误的结论。

任何国家或任何企业中最主要的利益推动者是居于顶端的人——领导人。那么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佳”的统治方式？答案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家或企业收入。

政治的法则

这里有一段话需要好好理解“当一个国家处于财务危机，债务超过了偿债能力的时候，对领导人来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而在于他丧失了必要的资源去换取核心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在早期我的理解中，陷入财务危机，那就削减开支，开源节流，慢慢偿还债务不就行了吗？现实往往并没有这么简单，当你不断削减开支的时候，那些可能的原先支持者们已经无法从你这获取利益了，进而影响你的执政根基；而一些本来打算支持你以便换取个人利益的人们，突然发现你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自然也是风流云散，这意味着你的支持者们不仅无法在数量上维持现状，还会变的越来越少，同时政治忠诚度也在不断衰减。

当年的法王路易十四就面临这样的困境，而他的策略就是打破军队中士兵的上升的通道，建立一支职业化，相对平民化的军队；还要大量提拔众多新人，形成对他感恩的新阶层，而这些新阶层多是底层出身，能得到国王这样的厚爱，必然俯首帖耳。除了让新人出头，还要对老旧的贵族进行权力限制，防止发动或者煽动反君主政变。通过扩大核心集团的候选人范围，使得大家形成一个互相竞争的机制，那些老的核心集团的人们也知道，如果他们不能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而这种竞争的评判标准自然就是对国王的忠诚度了，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不仅稀释了老旧贵族的权利，还建立起了一批对自己更加忠诚的新阶层。

路易十四的事实证明，没有人能独自统治；没有人具有绝对权威。差别只在于有多少人需要豢养，又有多少资源能够拿出来进行豢养。

在这里作者还提出了三维政治结构，即名义选择人集团（包含了所有在选择领导人时至少具有某些法定发言权的人）、实际选择人集团（这是真正选择领导人的集团）和致胜联盟（它是实际选择人集团的一个子集，他们的支持对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或任何其它组织里，这三种人群的规模差异几乎决定了政治里发生的一切——领导人能做什么，什么事是他们能或不能逃脱追究的，他们必须对谁负责，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每个人享有的相对生活质量或者说常常不享有。

由此就可以解释到底什么样的国家赋税重什么样的国家赋税轻了？原因若何，比如普选的国家，如果不考虑选区等细节的话，将所有人民看做是致胜联盟，这样领导人无法通过提供私人好处来有效维持权力。因为不可或缺之人的数量太大，所以他们只能着眼于提供公共物品而非私人回报，相对来讲他们也必须把税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当致胜联盟很小并且私人物品成为维持权力的有效方法时，大部分人民的福利就靠边站了，这种情形，领导人喜欢征重税，从可怜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那里尽可能搜刮，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把财富转移到致胜联盟成员的手上，使他们发财致富，保持忠诚，所以看你身上的赋税程度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处于民主国家，或者说你们的致胜联盟是否是普罗大众。

经过这么多分析，可以得出如果你想要在任何体制下都获得成功，那么需要遵循如下5个基本法则

• 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一个小规模的致胜联盟使领导人只需依赖极少数人就能保持权位
• 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保持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你就能很容易地替换掉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中的捣蛋分子。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提供了充足的替代支持者，让致胜联盟者时刻谨记必须保持忠诚、规规矩矩，不然就会被别人取代
• 掌控收入的分配，最有效的资金分配方式是让很多人受穷，通过重新分配让挑选出来的支持者发财，朝鲜模式，巴基斯坦也是
• 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你的优势在于你知道钱在哪里而他们不知道，给你的联盟足够的钱，以免他们到处寻找取代你的人，但一分钱都不要多给
• 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前总是希望产生一个英明的领导人能够站出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中下层人民的收入，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必然会触动支持者们的利益，所以还是放弃幻想吧

上台

获取权力意味着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快速果敢地行动，只争朝夕。然而，当上领导人并不是政治的结束。就算你已经大权在握，享受权力的好处，其他人仍在虎视眈眈。他们也想要你这拼命得来的职位！政治是危险的职业。

掌权

刚刚上台要保住权位很困难，但一名成功的领导人能够攫取权力、对助他上台的联盟重新洗牌从而大大加强自身力量。一名聪明的领导人会将一些早先的支持者炒鱿鱼，替换成更可靠和更便宜的人。但不管他如何将朋友亲信塞满联盟，除非他回报他们，否则他们不会保持忠诚。

劫贫济富

领导人在人民那里能搜刮到多少钱方面面临三个限制：第一，征税会削弱人们的工作热情；第二，一些税收方面的负担不可避免会落到领导人的关键支持者身上；第三，税收需要专业知识和资源。重税难以持久，这在所有国家都经过了证明，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者国家。在民主国家克以重税将导致失去选民的支持，而在独裁国家克以重税将导致人民无情的反抗。除了税收，另一个领导人可以获取财富的来源就是开采资源，但是这通常导致一种“资源诅咒”的现象，拥有丰富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国家系统性地落后于资源稀缺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远远落后于日本。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对贫穷国家进行的债务减免只会导致该国的债务总额攀升，并且对于人民来说，这些攀升的债务无法带来任何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这些新形成的债务，其利益都被统治者和其致胜联盟瓜分了。所以某国就不要没脑子的只知道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了，在你减免之后，这些国家又会重新借债。而且减免债务会缓解这些穷国的财政压力，使得独裁领导人无须改革仍能坐在位子上，继续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减免债务相当于是助纣为虐，反而会巩固独裁统治者的地位。

获取与花费

在小联盟国家，公共物品主要服务于小范围的领导层利益，只间接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在大联盟国家情况则几乎完全不同。拿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由举例，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等。独裁国家害怕它，民主国家却只能被迫欢迎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民主领导人也巴不得避开这些自由权利，因为正是这些公共物品使得竞争对手组织起来推翻他们变得容易。但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领导人无法回避这些自由，因为如果他无法保证很大数量的人们拥有自由言说、阅读、书写的权利、能够聚到一起自由探讨和辩论，他们将不可能聚集起一个致胜联盟。民主领导人必须倾听选民的声音，回应选民的期望，不然就会有别人上台来做，这也正是民主国家的普通人民的福利都远远好于独裁国家的本质原因所在。

当政府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它们必须分配政府资源，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物品，比如可靠的建筑规范、自然灾害之后的救援行动以及如果可能的话，预防灾害的堤坝、沟渠等。为了了解人民的需要，政府必须让公众能容易表达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做到这点的最佳方法就是提供所有公共物品当中最便宜但最有价值的那个：自由。

腐败使人有权，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如果你想保持你的地位，那么需要考虑三件事，第一是得到和保持权力，第二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开支权，第三把做好事的愿望置于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掌控大局的程度之后。

领导人如果将联盟的忠诚看做理所当然，将面临极大风险。支配统治者的那些规则教导我们，领导人给联盟的钱绝对不能缺斤少两，无论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好处还是为普通人民谋福利。想要自己发财的领导人，应该从可以自由裁量的资金里面拿，不能动用给联盟的钱。同样地，那些想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必须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不能损害到联盟的利益，否则他们不仅将丢掉权位，而且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例子犯罪头目巨头保罗·卡斯特拉诺和罗马皇帝裘里斯·凯撒。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相同的逻辑在所有的种类的组织中都适用。通过立法和行政监管政策来揪出和检控腐败行为，这些措施只是门面功夫，烟雾弹或者猎巫行动都无法消除腐败，但是如果让领导人对更多的人负责，政治就将成为良好理念的竞争，而不再是贿赂和腐败的竞争。然而领导人不愿意负更多责任，因为这将缩短他们的在位期，减少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正是下一章节将要探讨的内容。

对外援助

本章将探讨如下五个问题。谁对谁提供援助？提供多少援助？为什么提供援助？援助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是什么？关于国家构建，上述问题的答案能告诉我们什么？

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外援无法消除贫困并非是因为援助国给穷国提供的钱太少。有大量援助给了腐败的受援国政府，但这是有意为之的，援助之所以要给这些盗用的政府恰恰是因为这些政府会出卖本国人民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安全。援助国愿意给它们提供这种安全以换取政策，这些政策反过来提升了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从而让援助国政府也更加安全。事实就是，对世界来说，援助只有微利却有百害。

反叛中的人民

一直有在思考，为什么独裁政府或者专制政府能够获得长时间的统治呢？为什么人民不起来反抗他们呢？作者给出了答案，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人们认为未来继续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的生活仍将足够糟糕，值得他们付出革命的代价。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一个政权非常善于说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发生。

即便革命这获得了成功，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大多数革命者一旦上台，就倾向于成为卑鄙的独裁者。毕竟民主制度将让他的统治变得更难，而想要领导人顺从民意，除非人民有能力迫使他们。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的政权取代另一个而已，这在中国的军阀混战年代就是最好的例证。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关于战争的逻辑，民主领导人只在认为几乎肯定会赢的情况下才会开战，而对于独裁者来说，不用考虑输赢的问题，因为他们愿意承受更大的风险。按照这套结论，前提是该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两个民主国家不大可能互相开战，发起进攻的民主国家必须很肯定对方没有胜利的把握，这就导致了一些民主国家倾向于进攻一些非常弱小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1965年推翻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胡安·博什；法国1923年侵略魏玛共和国等，那么如果再进一步推演，美国是一个大的民主国家，对于进攻中国它没有必胜的把握，导致它不敢进攻中国，相反的很可能是中国率先发起对美国的进攻。

怎么办？

我们常常谈到美国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正是美国开放的移民政策不断的扩大了美国的选举人集团，进而扩大美国的致胜联盟，在移民政策上，使得移民相对容易获得公民权的国家，形成了一个长效的健康循环，扩大的致胜联盟导致国家会更加为普通大众谋求公共福利或政策，而这些福利或政策推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进而使得政治体制更加的健康。

一个让独裁者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的方式是给予独裁者一些激励政策。联合国可以为独裁制向民主制的转型制定实施计划。同时它可以规定，任何面临交权压力的独裁者将获得一定的短暂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离开本国以交换完全的永久性特赦，在任何地方得免因其罪行遭受指控。一些受害者当然会因犯下凶残罪行的作恶者逃脱法律制裁而极其不满。不幸的是，不这样做的话，独裁者没有其它选择，只能通过犯下更多罪行牢牢抓住权力赌一把。让独裁者逃脱法律制裁当然没什么正义可言。但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改善毫无前途的领导人统治下的很多人的生活，这些领导人或许有可能下台以换取特赦。

生活中的政治几乎都围绕选择人集团、有影响者集团和致胜联盟这三个维度的规模展开。把它们的规模全部扩大，并且可相互替代者集团的扩张速度不再快于致胜联盟，则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他们摆脱了束缚，为了自身而更加努力工作，变得更加有教养，更健康，更富裕，更快乐而自由。他们纳的税减少，生活中的机会显著扩大，或迟或早每个社会都将跨越由小联盟与大选择人集团割裂而造成的痛苦，走向一个大联盟——它本身就占选择人集团的很大一部分——和平富足因此指日可待。